(续上篇) (六)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是两极分化的反面。毛泽东反复强调要从根本上杜绝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必须实现全体农民的共同富裕。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9]661-662 共同富裕包括社会各阶级,包括社会所有成员,“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11]495“对地主,在一定时期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改变成分后才可恢复公民权,加入合作社,那时就不叫地主而叫农民。对地主来说,这事实上是解放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总共三千万人,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11]490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将来农民的生活要超过现在的富农。资本家如果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因此生活福利都要逐步提高”。[11]490 (七)反对两极分化并不是要绝对平均 虽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有时过分强调分配上的平均,但是,从理论上来看毛泽东绝对不是平均主义者。从红军时代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经常批判绝对平均主义,认为这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所以,在毛泽东那里,反对两极分化并不是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 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初,针对部分人的错误认识,毛泽东指出:“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20]10毛泽东对于各种“共产风”也一直持批评的态度。1959年,他在《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就指出,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的所谓平均主义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是十分不对的。在对待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的问题上,毛泽东运用辩证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他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对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20]130毛泽东对当时社会建设中出现的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两种社会现象都给予了充分关注,并为反对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提出了一些具体原则,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挖掘的宝贵思想资源。 (八)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牢固树立群众观念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为本,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共产党员一切言行的最高准绳。“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21]522“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22]1094 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就要实现和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想问题、办事情时,都要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实践人民群众的利益,使人民从贫穷落后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走向共同富裕的生活。 毛泽东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2]1096广大干部要有“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对人民负责的意识。杜绝以权谋私的犯罪勾当、阻遏“率先致富”的可耻行为。 (九)重视理想信念和精神因素在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中的作用 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制度因素,主要指经济运行制度,包括财产所有制和财富分配制度;二是人的因素,主要指经济人的自私本性。 在毛泽东看来,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弘扬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高尚精神是克服自私自利的念头、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精神支撑,是人民以主人翁态度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获取和奉献关系的精神动力。所以,毛泽东非常强调社会主义集体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倡导大公无私,强调思想政治功工作的作用,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尤其是这样。”[11]449“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4]351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23]277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物质作用与精神作用统一起来,两者不可偏废。提出要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使人们超越由于按劳分配形成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进学校,学文化,学技术,首先应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巩固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是为了提高工资”。[23]289他还强调:“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报酬以不死人,维持人民健康为原则。这话是对党内讲,对先进分子讲的。国家建设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写文章要多少稿费,钱多了,物质刺激也不起作用了。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24]58“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4]162针对少数人争名誉,争地位,比吃穿等,毛泽东号召:“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4]285 毛泽东认为,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就会“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就会导致人民追逐物质利益,从而产生两极分化。“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3]287 (十)反对特权,防止权力腐败,杜绝各种非法致富 所谓干部特权,是指某些领导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权力腐败与非法致富是孪生的。反对特权,是毛泽东对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 建国以后,毛泽东经常警告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发薪水都要分等级,分将、校、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党内不少领导干部享受着卫生、文艺、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好处,自觉高人一等。 毛泽东认为,干部特权产生的现实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拥有权力的人群获取大大多于普通群众的利益,这样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干部将不可避免地从拥有特权发展到剥削工人、农民,最终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来达到消除干部特权,毛泽东从分配制度和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两方面着手解决问题。在分配制度上,毛泽东强调反对干部高薪制,主张缩小收入差距。他明确表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特权。”[16]68 建国后,毛泽东提倡实行干部低薪、节俭保廉制度,因为他认为高薪、特权进而生活奢侈是干部腐败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并多次批评有些党员干部争名誉、争地位、比薪水、比吃穿、比享受的错误思想,要求党员干部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4]285针对建国后一些党员干部执政后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打击、以权谋私、搞腐败的现象,毛泽东主张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并及时开展始终坚持了反贪污腐败的斗争。 四、毛泽东防止两极分化思想的当代启示 防止两极分化是贯串小康社会全过程的一项根本任务。如上所述,毛泽东关于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它必将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防止两极分化实践的重要思想资源。毛泽东防止两极分化思想对于目前的防止两极分化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据初步梳理,我们可以归结为十大启示。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根本途径。 在毛泽东那里,所谓的两极分化,与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同义词,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就等于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对两极分化的根本判断是在中国道路的选择这个层面作出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的认识是一样的。邓小平曾经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他甚至认为,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引领着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既取得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的巨大发展,又成功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形成了西方学术界称为“北京共识”的区别于“华盛顿共识”的“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尽管目前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可以克服的问题。所以,党的十八大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10]3党的十八大号召大家要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新的实践中,防止两极分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未来的途径。 第二,大力发展生产力是防止两极分化的物质基础。 要从根本上防止两极分化,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10]3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不发展生产力、不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就难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 毛泽东历来是从所有制的角度看两极分化问题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防止两极分化的出现,只有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也正是因为这个根本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一直高度警惕所有制方面的变化,哪怕是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对包产到户的态度。邓小平也说过:“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149改革开放以来,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探索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党的十八大重申:“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10]3在这一所有制结构政策的指导下,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根本经济制度基础,但问题在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内在趋势还是存在的。所以防止这种趋势转变为现实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种所有制结构,毫不动摇地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既不能彻底消除两极分化现象,又不能听任贫富差距扩大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展。 根据毛泽东观点的启示,我们的现实选择有两方面。一方面必须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始终处于辅助地位,以此为基础把贫富差距拉大现象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杜绝其蔓延到全社会。因为,如果公有制主体地位丧失,贫富差距现象必然扩大到全社会,社会矛盾势必激化,社会稳定的局势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尤其要注意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保障非公有经济中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两条是根本性的措施,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目前,社会上存在的所谓私有化主张和限制非公有经济发展的主张都是错误的。 第四,坚持按劳分配在分配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分配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探索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由于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特点,决定了分配结构的多元化样态。党的十八大重申:“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0]3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只要是坚持了按劳分配在分配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就为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奠定了分配制度基础。又由于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经济还必须鼓励和支持,所以,其他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也是必然的,但必须是居于辅助的地位。 第五,区域均衡发展是防止两极分化出现的空间战略安排。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10]3 第六,追求共同富裕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必然要求。 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毛泽东的思想,也是邓小平的观点。共同富裕是两极分化的反面。防止两极分化必然追求共同富裕。但是,如何理解共同富裕呢?怎么样去追求共同富裕呢?这里的本质分歧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是什么。 按照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理解,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分配领域的概念,它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本质的经济关系,其制度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0]3十八大报告把共同富裕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高度来认识,并且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防止两极分化的前提来论述。 现在的问题是,有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前提来谈共同富裕问题,把生活水平的提高看成是共同富裕,这也是那些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人的一个思想认识根源,他们离开社会主义所有制来谈共同富裕问题,看到的只是国家的分配政策,而看不到背后的剥削实质。于是他们就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福利主义看作共同富裕的典型。正是据此,他们喊出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希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没有认识到,北欧国家搞“福利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目的,是资产阶级缓和阶级矛盾进而巩固自己统治地位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而已。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是公有制,要从根本上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 第七,追求绝对平均主义是防止两极分化的错误认识。 平均主义天然不是分化主义,平均就不是两极分化。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就走向了平均主义尤其是绝对平均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予以坚决反对的观点。况且那会背离了我们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导致的结果必定是共同贫穷。“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极其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失误甚至错误。但是,我们也知道,从全局看,从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从毛泽东革命和建设的整体实践看,毛泽东是极力反对平均主义尤其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就这种主张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虽然有这种思潮存在,但始终处于非主流地位。一些被称为“老左派”的人物,以反对两极分化的名义,极力主张回到“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那种社会氛围中去,这种思想在民间也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引起社会底层群众的共鸣,时下暗流涌动的民粹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种思潮的一种回应。这些我们必须予以时刻警惕。不能因为防止两极分化而使平均主义回潮。 第八,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基础。 推动经济发展是党的中心工作,是第一要务,但我们的发展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对于人民的需要来讲,发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的标准是要看为谁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谁。树立为人民而发展的发展观就为防止两极分化奠定了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 第九,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弘扬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防止两极分化的精神动力。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挥精神、道德的力量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大力提倡援助、带动、赞助高尚行为。市场竞争无情人有情,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这种精神是超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力量之外的又一种可以影响分配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的重要性,他把理想信念比喻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得“软骨病”,一到关键时刻是会导致亡党亡国的。在分配领域,只讲物质激励,不讲思想政治工作;只讲个人利益,不讲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此以往,形成一种惯性,“一切向钱看”,把个人获得物质利益看作人生的根本目的,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后果会是十分严重的。 第十,坚决反对特权,建立和完善法制体系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机制保障。 当代中国的贫富分化,不完全是市场化作用的结果,法制不健全、执行不力、维权成本太高、对各种非法致富的手段制裁不力等都对贫富分化起直接或间接作用。为此,需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落实预防反腐败条例等等,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逐步实现官民平等、城乡平等、公平竞争、和谐发展。应当说,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强力反腐在这个方面起到了强烈的震撼和推动作用,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深刻总结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新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必将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并将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提供新的制度遵循,也必将在反对特权、推动法制体系建设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这就从体制和机制方面为防止两极分化提供了长效性的保障。 参考 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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